逃离农村却与城市无关

发布时间：2020-07-13 20:30:27 阅读：次来源：夜光粉厂家

随父母来到西安的梁庄女孩，在城中村的巷道里写作业。

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老乡

梁鸿

在青岛打工的梁庄老乡租住的房屋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学者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比她小半岁。两人相交甚好，儿时常一起玩游戏。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昔日“活泼、健康、阳光”的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因为奶奶怕影响孙女的声誉。奶奶甚至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儿子，担心儿子和老头拼命。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着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早在两年前，梁鸿为故乡“梁庄”写的《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就记录了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随后，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在梁鸿看来，原本，他们是到城市“寻找《圣经》中的‘奶与蜜流淌之地’”，但是，很多人收获到的却是哀痛。

在即将付梓的《出梁庄记》一书“后记”中，梁鸿写道：“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

2011年元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卖。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则旧闻吸引了她的注意，说是“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这原本是一则司空见惯的报道。如果不是内容与三轮车夫有关，她完全可能一扫而过。

报道指出，××市交警支队认为，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遭到三轮车夫的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某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该市有一万余辆无牌无证三轮车，且呈现出集团化、信息化和暴力化的趋势。三轮车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该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报道还写道，有政协委员建议，该市已进入堵车时代，应当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

当梁鸿拿着这则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净胡扯。”一听到报纸这样评价三轮车夫，不少老乡抗议。他们纷纷向梁鸿倒苦水。

三轮车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货物运输忙碌的繁华地段。早先，三轮车不用上牌照，也没有人向他们抽税。后来，三轮车多了，政府要求办执照，然而执照有限，很多三轮车夫只能当“黑户”。

针对“黑户”，政府一直在治理。时间长了，逐渐衍生出一个产业链。按老乡的逻辑，这个产业链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执法人员，却被当做有执法权的人。比如协警、治安员等都是类似身份与职能的人。

“抢劫”是指“黑狗子”将“黑户”三轮车罚没的行为。

完成“抢劫”这一步后，“托儿”上场了。

“托儿”，是指与执法部门有紧密联系的人。三轮车被罚没后，车夫就找到“托儿”，付一定的酬劳，由“托儿”把罚没的三轮车要出来。酬劳接近三轮车价的1/4。

梁鸿的记述中，车夫与“黑狗子”经常发生摩擦，有时甚至会有暴力冲突。有一次，一个梁庄老乡的三轮车被几个人扔到车上，欲强行拉走。老乡不干，死活护着车，但最终他被戴上手铐，车还是被拉走了。

“托儿”的电话号码，几乎被每一个三轮车夫存在手机上。老乡打电话给“托儿”。不久，“托儿”回话，说他太犟了，对方不同意还车。后来，他联络了50多名老乡，站在交警队门口，高喊“还我车子”、“还我天理”的口号。最终，交警队还了车，要他交了100元停车费及罚款。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梁鸿缓缓地说道。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也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她赞赏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中的一句话：“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她把这句话写在书中很醒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