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中的自首潮-【zixun】

1971年,我们几十个学工科的重庆中专生支边到青海西部一家国营大型矿山工作。那年春天,人们在遍布矿山的广播喇叭声中感受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肃杀气氛。一天夜半,有人猛地踹开了我们住了8个男同学的破旧窑洞,“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还没等我们清醒过来,睡在靠门边床上的杜波涛就被几个民兵猛地扯到地下,像捆猪一样捆了起来。

第二天半夜,那群人又以同样的方式把与我脚抵脚睡觉的黄大明绑走了。

第三天,一个难得的无风好天气,矿山广场召开了深入开展“一打三反”的动员大会。能容纳上万人的广场都被荷枪实弹的民兵和“支左”军人严密把守。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一班矿领导。主持大会的是“文革”时派到矿山“支左”的周姓代表。他主管“一打三反”运动,作为专案组长,在当时是个握有生杀大权的人物。周组长40来岁,中年发福,人称“周白胖”。他一开腔就不同凡响:“……台下绑着的这几十个‘反共救国军’匪徒,是我们‘一打三反’专案组这两天的成绩,现在……”他停了一下,一字一顿地喊道:“我宣布,凡是‘反共救国军’成员,凡是‘自由党’成员,凡是有反革命思想、反革命行为的家伙,立即自首,站到台前来!我限定你们20分钟!”说完他抬起左手臂,盯着手表。

台下,静如死海,职工们都低着头,像是在默哀。“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自首?”很多人大概都在这样想。低眉盘算,环顾四周,1分钟,两分钟……10分钟……整整过了20分钟,像漫长的两个世纪。

周组长感觉人们在蔑视他的尊严,一下子发火了。他把手表从手腕上取下来,一边瞪大眼睛往下面盯着,一边喊道:“我再给你们1分钟,不然就要抓人了!”

还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时间到,采矿场民兵请注意了!”这一句高8度的声调拖得老长,大约有七八拍,他咬牙切齿地命令:“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玉言抓上来!”只见三四个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台下正在“默哀”的张玉言反剪双手,连推带搡地揪到了周组长脚下的主席台前……

“选矿厂民兵请注意了: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冯恩光抓上来!”

“机修厂民兵请注意了: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雷达德抓上来!”

大约只有10分钟,10个“现行反革命”被抓到台下,并从背后捆住手腕,平均1分钟抓1个。

抓捕暂停,台上的喇叭骤然响起《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播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十几条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喊声充塞在会场上空,让人难以喘息。口号声尚在回荡,周组长又发话了:“要自首的反革命,要争取宽大处理,自觉地站到台下来,我给你们1分钟,否则我又要抓人了!”

这1分钟,与先前无一人自首的那1分钟迥异,1分钟之内,竟然有六七十个人争先恐后、踉踉跄跄地冲到台下左侧自首区,俯首待罚,这中间有“右派”、“坏分子”、“小偷”,也有因男女关系问题受过行政处分者。有的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自首”,也许他们想:张玉言是党支部干事,冯恩光是卖饭票的工人,他们都是反革命,与其有些许干系的,都脱不到爪爪(方言,指脱不了干系),不如“自首”,以免“严惩”。

这波“自首潮”之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人们心里都在不断祈祷,但愿侥幸逃过这一劫。只要一听到周组长咬牙切齿不断重复的那句“××厂民兵请注意了:把——”,每个人的汗毛都会竖起来,头却使劲往下耷拉,恨不得把脑袋藏在裤裆里。每个人的心都在“突突”乱跳,眼珠惊恐乱转,看看左右身后有无预备抓捕自己的民兵。俄顷,20来个“顽抗”的“反革命”又被连打带踢揪到了主席台下的右侧。

这时,喇叭里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语录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如此反反复复,大会开了6小时,抓捕和自首的“现行反革命”达到300人。其间台下无一人出声,甚至没一个人敢咳嗽,更没人敢上茅房,许多人尿了裤裆。

这样的动员大会在随后的20天里又召开了两次,前后抓捕和自首的“反革命”约600人。我们宿舍的8个同学被抓了3个,另有3个属“严格审查”对象,我属于“可以争取对象”。之后,组织上多次找我谈话,让我揭发,我总是巧以周旋,避重就轻,既不涉及别人的实质问题,也不说自己有什么问题,才躲过一劫。

之后发生的事,亦足以写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但在此只能记下梗概了:

“红色恐怖”之下,有人自戕,多人致残。有一位少妇因不愿检举他人,就不准给婴儿喂奶,最后婴儿被饿死。一些人撑不住了,只好按审讯者的思路编造自己的离奇“罪状”,诸如:如何策划反革命暴乱,如何准备攻占武装部抢夺枪支,如何计划占领矿部大楼等等。但无论“罪犯”们怎样交代,专案组都认为“不具体”,“无实质内容”。于是“罪犯”们只有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把交代材料写成了“演义”。这些“演义”从早到晚在广播里播出,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反革命复辟”的危险性,“敌情观念”骤增,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甚至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否被利用干了反革命的事。

专案组曾宣布,每一个被抓的人,最少要揭发两个“反革命分子”,才能被视为有悔过自新的表现。而只要有两人以上揭发同一个人是反动组织成员,这人就会成为“反共救国军”或“自由党”疑犯而被抓捕。揭发出的人多,就有可能立功而获“假释”。冯恩光是选矿厂卖饭票的,他被逼得快死了,就把脑子里记得的饭票簿职工名单抄了几十个人,因此被当做了立功的典型。

矿山要关押600名犯人,哪有那么多空置房呢?于是让各单位抽调人员,把戈壁滩上废弃的土坯房重新修缮,又抽调了几百人三班制看守,审讯犯人,做饭,整理材料。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抓捕反革命分子的指标,即使生产半瘫痪也在所不惜。

矿区“一打三反”战果辉煌,受到了上级表彰。周组长也更加发福,更加白胖。人们见到他,10米开外就得点头哈腰问候。据民间统计,有几个“矿花”级少妇都被他在被窝里支了“左”,但这些“矿花”们的男人都没敢声张,怕成“反革命”。

大约过了一年,上级发现所谓的“反共救国军”、“自由党”都是些捕风捉影,空穴来风,于是逐一甄别平反。周组长后来被调回原单位,据说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了单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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